深圳制造：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

　　在深圳，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，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，上面写着“富士康—华为”。

　　27年前，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，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。下海的干部、首都的大学生、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，轰轰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，孕育了一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，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：富士康在西边，是制造的骄傲;华为在东边，是技术的野心。

　　任正非和郭台铭有不少共同点，比如都当过兵，前者1974年入伍，是部队的“学毛选标兵”;后者1971年入伍，抽到了“金马奖”—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。后来，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红，一个被“血汗工厂”的污名缠身，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。

　　华尔街日报记者在2007年来到深圳，那是媒体第一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：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，餐馆、银行、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，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、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，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“富士康”。文章里，这里被称做“郭台铭的紫禁城”。

　　任正非则显得高深莫测，除了1988年《深圳特区报》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，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。尽管此时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庞然大物，但任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，在这个小圈子里，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、财富、家庭、秘书等似真非真、似假非假的传闻。

　　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与公众产生交集，是在2010年。这一年的5月，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，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，肆无忌惮的打量着眼前的代工巨人。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，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，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，宛如血斑。

　　同年年底，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，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，要做到世界第一。两年后，华为Ascen-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，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，但手机散热乏力、性能孱弱，销量雪崩，任正非当着团队的面，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。

　　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，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，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。在那个十字路口，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：中国制造下一步在哪儿?

　　01. 分野

　　2010年的郭台铭，应该还没有梦见过妈祖。

　　第8起跳楼事件发生后，他专门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，奈何鬼神修为尚浅，5月剩下的20多天里，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起自杀相继发生。5月26日，正在台湾陪同四川省委书记考察的郭台铭匆匆赶往深圳，脸上写满了还未散尽的惶惶不安：“我现在最怕晚上11点后接到电话。”[4]

　　当晚11点20分，23岁的甘肃籍员工贺某从宿舍7楼阳台跳楼身亡。5个小时后，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楼顶割腕自杀，被发现后送医抢救。

　　第二天，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这座紫禁城。这里有邮局、有银行、有学校、有医院，有占地1.25万平方米的厨房，每天消耗40吨大米、10吨面粉、30吨蔬菜、200头猪、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，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。对他们来说，富士康就是深圳，深圳就是富士康。

　　郭台铭道歉了，也觉得委屈。那一年，他领导着90万名员工，单是为员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万。如果富士康是一只军队，郭台铭会是全球第六的军事强权。他告诉媒体，深圳有几十万工人，99.99%的人生活都很正常，“你把我从楼顶丢下去，我也不能保证后面没有人自杀。”

　　一年之前，“中国工人”在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当年的“年度人物”评选中位居次席，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“保8”的幕后功臣。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世博会的风头时，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痛楚与疮痍，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，富士康为何物。

　　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，创业的第十年，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。FOX代表模具(Foxcavaty)，CONN代表连接器(Connector)，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。后来，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：富士则康，聚财乃壮。

　　三年后，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，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，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。同一年，郭台铭在宝安的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，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，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，“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!”[1]

　　工厂生产连接器，那是整台电脑最不起眼的部件，但郭台铭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：他来深圳的那年，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突破了2500元，同期大陆的作业员只能拿500块的月薪。三年后，鸿海在台湾上市，西乡崩山脚下那块逼仄之地，已经装不下郭台铭的野心了。

　　他看中了紧贴深圳市区的龙华，“龙在中华，这个名字太好了，这里就是中华龙首!”在齐人高的杂草堆里，来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铭对着身边的政府官员振臂一呼：“看得见的土地，我都要了!”[2]余音未散，厂房拔地而起，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劳、踏实、努力，而且便宜的南下劳动力。

　　富士康的每一个销售都会说那句口头禅，“你自己做，不如我做便宜。你让别人做，也不如我做便宜。”就这样，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，并把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。台湾的同行坐不住了，郭台铭便反呛，“广达、英业达、大众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，明明是他们抢的我，怎么成了我抢他们?”[1]

　　不到五年时间，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。成片厂房一层生产连接器，一层上产主机板，一层生产机壳，还有一层组装，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，根本不需要仓库，直接拉到码头运走。在园区走一圈，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，“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，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。”

富士康工厂车间内景，2011年

　　当时，中国南方最时髦的东西是房地产，各路热钱飞蛾扑火般涌向南方，海南800亿、北海300亿、惠州150亿。就连柳传志也未能免俗，在惠州以“国际电脑城”的名目进行招商。日后回忆起这次头脑发热时，柳传志说，“如果再让我来一次，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。”[6]

　　任正非倒也不是没干过投机的事，华为初创时虽名为技术，但做的是贸易，据说还卖过减肥药。后来，华为靠着倒卖香港出产的交换机，赚了第一桶金。

　　深知靠倒卖走不长的任正非，在1990年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。1992年，放弃清华博士学位加入华为的郑宝用牵头，和华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，大获成功。第二年，任正非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开会，抹着眼泪说，“我们活下来了”。

　　尝到人才甜头的华为，从1992年起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，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。后来，华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，任正非有次去视察，觉得人太少，时任所长辩解说人多了没事儿干，任正非生气地说，“我叫你招你就招，没事做，招来洗沙子也可以。”

　　1998年，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，第二年，又是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，据说华为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，“工科硕士全要，本科前十名也全要!”[6]华为招聘人员甚至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，看到在打游戏的男生，就凑过去问：同学，找到工作了吗?

　　2000年，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，还有几万十几万的年终分红[6]，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。一边是应届生在华为拿着高收入，一边是任正非借高利贷发工资，据说最困难的时候，华为还制定过一个内部政策：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，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，工资照发[6]。

　　后来，连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[4]，“华为的任正非，公司就在隔壁。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，都能拿到两倍的薪水。”员工听到老板抱怨之后，辞职的更多了。

　　任正非也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：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装了多少发财梦，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。郑宝用在33岁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荣“中国青年科技奖”，共同研发“C&C08”的李一男不到25岁成了华为研发一把手，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贯之的朴素观念：让搞技术的人赚到钱。

　　1994年8月，C&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，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，大获成功，与之后的C&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。到1995年，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，此后每年翻倍增长，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，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。

　　日后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，两家公司在一片狂热中踩中了中国经济全面加速的两脚油门：龙华的工厂还没落成，郭台铭就把那句“我都要了”在昆山又喊了一遍;同一年，华为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，中文翻译过来就是“任老板”，任正非勃然大怒，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。

　　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节节胜利，华为则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了第一个冬天。

　　02. 腾飞

　　2001年，富士康拿到了英特尔P3和P4主机板的订单，闲不住的台湾媒体给郭台铭扣上了“民营制造业老大”和“台湾科技首富”的帽子，把郭台铭吓得不轻。他辩解说，“我告诉各位，广达是我大哥，广达绝对是老大。仁宝是老二，华硕和明基排老三老四，我怎么也是五名开外。”[2]

　　故作谦虚背后是藏不住的眉飞色舞，当下属从美国来电，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生产许可时，郭台铭激动地说，“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!”从连接器、模具，到机壳、主机板，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，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，与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。

　　比起郭台铭的春风得意，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过。在那年10月的干部会议上，任正非抛出了《华为的冬天》，“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，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，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。”

　　两年前，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，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“沉淀层”，没想到技术人才成了流失的主体。2000年，李一男离职创业，那封“绝不做华为敌人”的感谢信还没消化完，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最强劲的对手就立了起来。一起出走的，还有200多个业务与技术骨干。

　　那次会议上，任正非总结了自己过去的决策失误：痛失PHS、CDMA和手机终端三大通信增长点。PHS成就了UT斯达康和小灵通的一代霸业，CDMA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，留给华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带来的通信设备投资萎缩。

　　2003年，任正非差点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华为了摩托罗拉，几乎所有的谈判和文书工作都已经完成，但对方领导层的变更导致交易流产。摆在任正非面前的，变成了3G的漫漫之路。

　　最终，曾放言“谁要做手机谁下岗”的任正非组织了手机终端立项讨论会，宣布华为要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。2003年11月，公司正式成立，预算10亿元，差不多是当年的净利润。

　　当时，只要有手机牌照，给别人贴牌一部就能赚好几十块，手机厂商在信息产业部门口排起长队，华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产和销售许可。为了推广3G，华为和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，运营商提供要求，华为生产，利润只能勉强给研发输血。

　　这段时间，支撑华为活下来的是海外的缝隙市场。2003年底，华为在香港击败了爱立信和西门子，拿到了当地3G运营商1亿美元的订单。在俄罗斯市场，华为陆续拿下GSM设备供应和光传输干线的订单，紧接着，欧洲几家老牌3G数据卡供应商也慢慢感受到了华为的压力。

　　支撑华为攻城略地的还是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，无论是研发、管理，还是工程、售后，每个环节的性价比都令欧洲同行难以企及。后来李总理在罗马尼亚问及华为在欧洲的运营情况，任正非直言不讳，“华为现在是卖高价，卖低价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。”

　　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信仰，那也许是“知识”。华为的数据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带解决方案，由于高通对中兴的扶持，华为的数据卡芯片在2007年后经常断货。那年年底，老将王劲从欧洲返回上海，主导海思基带芯片项目。2009年，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，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%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柳传志的爱将郭为曾造访华为，任正非直截了当的劝他不要做研发，“你要做就得大做，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。”联想总裁杨元庆访问时，任正非也说过类似的话，“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，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，还是难!”[6]

　　相比之下，郭台铭信过很多东西，信过成吉思汗、信过关公、信过妈祖，所有人都叫他“台商”，祖籍山西的郭台铭说自己是“晋商”，是关羽的老乡。1999年，台湾晋商郭台铭回晋城老家祭祖，顺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厂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，模具工厂已经变成了1058亩的富士康工业园，风头直逼龙华大本营。

　　那时，“血汗工厂”的帽子还没扣下来，富士康就是产值、就业、GDP，大陆是成本、政策、劳动力，郭台铭和广袤的中国腹地开启了十年蜜月期。

　　山西有了富士康，山东坐不住了。据说烟台政府为了勾起郭台铭的桑梓情怀，专门找到了其母初永珍当年住过的老房子，办好房产证送到深圳[4]。郭台铭喜不自胜，3.3平方公里的烟台富士康科技园随即破土动工。

　　2005年，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，当地政府专门成立“富士康工作班”，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，分析武汉的优势与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。随后，工作班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，带到深圳播放。看到片中“山水兆富、环境纳士、佛岭蕴康”的字幕，郭台铭忍不住称赞“唯楚有才!” [8]

　　在郭台铭的规划里，深圳和广州生产台式机，上海和苏州生产便携数码产品，北京和天津搞无线通信，所有的组装环节富士康都能覆盖，别人做不出来的，富士康能做，别人能做的，富士康更快、更便宜。从索尼、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再到iPod和iPhone，消费电子产业已经离不开富士康了。

　　富士康各厂区员工在深圳总部听取劳动法讲座，2007年

　　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，iPhone3GS上市前最关键十天时间里，64万部手机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，差不多每每分钟，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产线，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。后来，与华为敲定合作的郭台铭在内部会议上骄傲地说，“华为要战胜思科，必须与富士康合作!”[4]

　　为了规避台湾“上市公司投资大陆不得超过公司净值40%”的行政命令，富士康移师港交所，三个月股价翻了五倍。经济危机后的股东大会上，郭台铭俏皮的鞠躬谢罪，“我这次是以败军之将的姿态检讨，因为赚的钱没有预期那么多。”他为那次讲话取的标题，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：《黄金十年，赢在大陆》。

　　每月10号，是龙华最热闹的日子，那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期，自动提款机排起长龙，网吧、彩票投注站和手机门店人头攒动，新上市的iPhone总能吸引最多的目光，每一个零件都由工人们亲手组装，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。

　　曾经华灯初上，蓝色和白色的制服从紫禁城鱼贯而出，人们很快会知道，那里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工厂，一群渴望尊严的工人，一个“MADE IN CHINA”的残忍剪影。

　　03. 路口

　　2010年，郭台铭的“紫禁城”出事了。

　　“十二连跳”后的6月2日，富士康总部紧急宣布，全体员工整体薪资上涨30%。一周后，公司再度通知，深圳地区新员工三个月考核合格后，标准工资将再次上调66%。珠三角的工厂这下不干了，除了富士康，没人开的起这么高的工资。

　　但钱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，跳楼事件不断上演的5月中旬，富士康举行了一场励志交流大会，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：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室友的名字，就能拿到1000元奖金——最后，没有一个人拿走这笔钱[9]。

　　同样在5月，30度高温的深圳，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年轻人聚集在富士康龙华科技园，排着长队等待招聘。他们给出的理由很简单，“工资高，包吃包住”。排队的人里，除了找工作的工人，还有在各地负责招商的政府官员，期待着从富士康的撤退中分得一杯羹。

富士康厂区招募工人，2010年

　　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欢迎，腾讯成了新的宠儿，这座先锋城市要产业升级、腾笼换鸟。《南方周末》的实习记者卧底一个月，写了篇《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》，紫禁城一夜之间成了沾满鲜血的廉价代工厂。股东会上，郭台铭对着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无奈地说，“我现在都不敢开电视，因为没有一个台不骂我。”

　　跳楼事件余波未了，iPhone 4在6月问世，全年卖出4660万台，富士康是当之无愧的幕后功臣。7月，《财富》杂志公布了当年的“世界500强”名单，富士康排在112位，比微软还要领先三个名次，恰似一种无心的嘲弄。

　　华为也在2010年长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，那年4月，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，紧接着，欧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，海外的收购接连失败。任正非刚刚度过了第二个冬天：经济危机后，公司利润下滑，他们本想卖掉终端公司，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预期的3/4，一气之下，任正非不卖了。

　　那年12月，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，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，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，要做到世界第一。随后，华为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机Ascend P1，销量不到100万台。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随后推出，作为华为开启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，Ascend D1频现卡顿、闪退、发热，口碑坍塌。

　　2012年年底，任正非送给余承东一架歼-15战斗机模型，意喻“从零起飞”，也代表余承东当年年终奖为零。

　　郭台铭宣布涨薪那天，时任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在大洋对岸隔空力挺富士康，他说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，按规定给员工缴纳社保，绝不是什么“血汗工厂”。苹果随后宣布，将利润的1%到2%返还给富士康，用于提升工人工资。

　　苹果紧跟着被千夫所指，这背后则是手机产业链形态的悄然转变：功能机时代，诺基亚出图纸，代工厂生产，对上拥有议价权、对下压榨供应商。但iPhone跨过了代工厂，扶持起了一大批立讯精密、舜宇光学、安洁科技这样的供应商，赚惯了差价的代工厂一下掉到了价值链末端，只能挣点微薄的代工费。

　　红利吃完了，任正非和郭台铭就这么走到了十字路口，华为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后，不得不开始向科技的皇冠——芯片发起冲击。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劳动力红利，也让“世界工厂”的工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紫禁城的财富和荣耀，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

　　任正非说苹果救了华为，iPhone在2007年后的风靡也倒逼了网络升级，让迟迟等不到应用市场的3G业务大放异彩。更重要的是，iPhone带来了成熟的技术和完整的供应链，顺手给华强北的山寨王国判了死刑，这是华为能够放言“自主、高端”的产业基础。

　　2013年2月，华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、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，搭载的依然是那颗“华为芯”K3V2，虽然抢了四核的先，但芯片工艺落后，图形核心另类，负面反馈如潮。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起海思的K3V2，回应绝对是一片骂声。

　　随后，Ascend P2、大屏系列Mate和“转型之作”P6陆续发布，芯片还是一如既往的K3V2，差评也是自始至终——有什么办法，毕竟任正非说了，“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，自己做的降落伞自己先跳”。

　　任正非不反对用高通的芯片，但他对受制于人始终有种天然的警惕，“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，可能就因为那一个点，让别人卡住，最后死掉。”苹果推出A系列处理器那年，任正非对海思女掌门何庭波说，“(海思)是公司的战略旗帜，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，给你两万人，一定要站起来。”[10]

　　郭台铭也在反思，据说12连跳之后，他在深圳工厂冥思苦想90天[11]，得出两个结论：富士康还要继续内迁，去人口更多、工资更低的地方;但迟早有一天，百万大军必须换成百万机器人，他们不拿工资、不用吃饭、更不会跳楼。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来，他也不知道。

　　他不是没想过把工厂开到东南亚，但那里既没有稳定的政局，也没有遍及全国的机场、港口和铁路，更没有心甘情愿24小时三班倒的工人——中国制造，无处可去。

　　2010年8月，富士康与郑州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，工厂拔地而起，组装线也开始运行，每天能生产 50 万部 iPhone。在贵州，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，建起了大数据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产中心，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环利用。

　　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 的生产成本，大约为 417 美元。其中，属于组装的只有 4.2 美元——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，却也是就业的保障、制造业的基石、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、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。

富士康深圳招募中心，排队应聘的工人，2011

　　时任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，“中国制造是一分钱一分钱的赚，希望大家对富士康和中国制造，至少能有些许敬畏之心。”[1]

　　04. 高峰

　　2013年9月21日，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了华为下一代手机处理器的消息，网友大呼等了太久，列队欢送“万年K3V2”。之后，搭载全新芯片的华为Ascend P6S问世，海思将新诞生的芯片品牌命名为“麒麟”(Kirin)。

　　第二年6月，华为发布了4G芯片麒麟920，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，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。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，是国家15年里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.7倍。[5]同年9月，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，也让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机型。

　　紧跟着，华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骄傲，和“爱国”捆绑在了一起。任正非从来没喜欢过这个说法，他在内部会议上说，“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?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，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学习，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。”[10]

　　他也不是个技术狂人，也不止一次对研发团队一味追求技术超前发出警告，“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，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。”等到华为开始做芯片、做手机，任正非又忍不住开炮， “一个手机赚30块，这算什么高科技、高水平?苹果年利润500亿、三星400亿，你们能交给我300亿利润，我就承认你们是世界第三。”[10]

　　郭台铭对华为的技术赞许有加，哪怕他跟比亚迪因为专利打过官司，“我们很多同仁被华为挖去申请专利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。为什么?因为他有远见，专利越多，竞争力就越强。”

　　郭台铭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那句“独裁为公”，任正非学IBM、学思科、学微软，每年花大钱请顾问的时候，郭台铭不屑，“顾问是什么?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，告诉你几点钟，再问你收费。”

　　2006年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写了一篇《富士康，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，郭台铭勃然大怒，将记者和编辑告上法院，索赔3000万人民币。他不喜欢“代工厂”这个称呼，把公司改名成“富士康科技集团”，那年年底，郭台铭说，什么时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，就把这两个字去掉。

　　他不遗余力的布道，希望公众能知道代工厂也有科技：单是电脑的连接器，富士康就有8000多个专利;在光通信领域，一个“梯度折射率透镜”的专利报告叠起来就有一米高。他上科技论坛演讲时说，“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的制造技术，别人一分钟做五个，我一分钟做十个，就是我技术好，赚的就是技术的钱。”

　　只是在百万机器人大军建立之前，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。2017年国务院举办的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”上，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，不愿意进工厂、上流水线。演讲结束，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，“苗部长，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?” [11]

　　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人才红利，华为也从2008年开始将研发中心陆续迁往二线城市，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，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东莞松山湖，让员工能够享受相对更低廉的房价与生活成本，也让华为继续拥有综合成本的优势。

华为坂田基地航拍，2017年

　　2017年，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，并创造了独立的AI计算模块“NPU”设计，2018年2月，华为又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5G01和基于该芯片的5G商用终端华为5G CPE。

　　8月，华为再度率先发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，采用7nm工艺制程和双核NPU设计，性能与主流旗舰芯片相差无几。麒麟980还可与华为的巴龙5G01基带芯片匹配，为5G做好了准备。

　　年中，久未露面的任正非开始密集发声——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初现端倪;年将古稀的郭台铭则萌生去意，从他一手建立的工业帝国从容隐退。在他们身后，是中国制造业在30年间竖立起的两座高不可攀的山峰，也是一条从低端到高端、覆盖“研发-制造-品牌”的完整产业链，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。

　　一切奇迹又仿佛早有答案：1977年，经济腾飞中的台湾地价一路飞涨，抄底鸿海厂区周边的土地，转手就有大把利润。刚刚让公司扭亏为盈的郭台铭想了半天，还是决定继续做模具。他解释说，“我是个搞工业的，要看长远一点。”

　　十多年后，面对如出一辙的狂热，任正非拿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回答，“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。”[7]

　　05. 尾声

　　1983 年，第一座生产苹果Macintosh个人电脑的工厂在加利福尼亚落成，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，乔布斯骄傲地说，“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。”28年后，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，宴会上，奥巴马问乔布斯，“需要做什么，才能让iPhone回美国生产?”乔布斯毫不犹豫的回答：“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。”

　　乔布斯引以为豪的Macintosh生产线在1992年全部关闭，戴尔、康柏、惠普等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，陆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。苹果也被迫接受外包，乔布斯的美国制造梦宣告破碎。

　　30年间，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，高校毕业的才俊如过江之鲫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国家，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人口、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。也只有中国，能够同时容纳华为与富士康两座制造高峰。

梅观高速上的路标，2017年

　　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与雄心，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。但归根结底，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师、厂房里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、毫无隐私与尊严的集体宿舍，撑起了物美价廉的“MADE IN CHINA”。

　　未来，我们依然要依靠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垒、在高端产业攻城略地。但同时，又有什么产业可以承接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?互联网、金融、还是房地产?

　　中国需要华为，中国也需要富士康。